东说念主物柬帖：吴熊和，1934年5月生，上海市东说念主。195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汉文系，1957年浙江师范学院中国古典文学计议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杭州大学汉文系主任、东说念主文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考验、博士生导师。曾被授予“浙江省作事圭臬”、“浙江省优秀后生科技使命者”及“国度级有杰出孝顺的中后生众人”等称呼。现为《文学遗产》照管人、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照管人、中国词学计议会名誉会长等。吴熊和先生研治词学五十余年，剿袭夏承焘先生创始的词学业绩而能卓然自强，对新技术词学在表面和范例上均有开拓和翻新，勤恳于构建自具特色的词学计议体系，学术后果结识且豪阔前导性，以专寓博，享誉学林。

欣然：吴先生您好，我想就您的治学资格和现代词学计议等相关问题作一访谈。您虽多年来躯壳欠佳，然本日阳光尚媚，您亦神清气健，师徒曝暄座谈，亦足为乐。

吴熊和：我十余年来苦于癌疾，韫匵藏珠。如今更是足不良于行，手弗成繙书作字，终日枯卧汉典。数年前曾有《蝶恋花》词自云：“剩有药炉共经卷，余年莫问长与短。”今则唯存药炉，经卷藏书皆散尽，心计亦与尘间相隔，得间偶以吟咏自适，亦不外怀师友、寄闲情，不及语著述之事矣。

欣然：虽然您咫尺无法阅读和写稿，但从平时点滴垂教之中，我感受到您从未住手念念考，关于现代词学的发展，有您私有的视力。您的治学资格和学术念念索，关于后辈学者而言，当有启迪之功。

吴熊和：审如是，亦所愿也。

一、法脉天风百丈高

欣然：您以词学名世，我想请您起原谈谈从事词学计议的起因与旅途。

吴熊和：名世岂敢，唯以不曲学阿世自勉汉典。六十年前，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汉文系肄业，诸名师如徐中玉、钱谷融、许杰、徐震堮诸先生等皆曾亲承馨咳，给我留住很深的印象，受教良多。那时还听了不少名家求教，如聂绀弩讲《水浒》，视力极端，才华横溢。胡舒服着头，手摇大葵扇，讲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印象尤深。

欣然：我读过您的《诸老杂忆》组诗，其中忆钱谷融先生一首云：“不事纷纭独超然，常州谈艺语多玄。高名东说念主学论文学，正续还须第二篇。”

吴熊和：钱先生临风玉树，风度甚都，上课时引晋宋妙手，有远韵而见本性。1957年曾发表《论文学即东说念主学》一文，屡遭批判而意不少屈。许杰先生亦是骨鲠之士，“文革”后我曾过沪往谒，时已年过八旬，而浩歌弥热烈。

欣然：老辈风姿，令东说念主钦慕，无怪乎您以“烟火东南老伏波，文行奇崛故蹉跎”论之。我曾见过您所藏徐震堮先生《世说新语校笺》，页侧写满了《世说》中东说念主名，以便查找。

吴熊和：徐先生精明寰宇语和多国笔墨，学问既博且专，但除翻译及《世说》笺疏外，不测著述，是典型的“胶柱鼓瑟”。有《梦松风阁诗文集》，诗词时有精义。他与夏承焘先生交好，常怪夏先生文章写得太多，适足自累。正因为有这样多不同专考场地的名师，是以读大学时我也爱好宽泛，什么书都找来读，既包括先秦以下的古籍，也包括文艺表面和新文学等。我在大学时对词莫得极端的嗅觉，趣味趣味更接近文艺表面鸿沟。1953年，陶冶部指定在那时的浙江师范学院，也等于其后的杭州大学，开设古典文学计议班。1955年，我自华东师大毕业后，就来到杭州读计议班，先后受教于夏承焘、姜亮夫、胡士莹、王焕镳、钱南扬、郦承铨、陆维钊、任铭善诸先生，眼界绽放，渐窥治学堂奥。那时读经史诸子之学的书相比多。

欣然：我铭记10多年前您曾和我说过，领先想从事的还是经学和诸子之学的计议。

吴熊和：是啊，在那时认为那才是实学、朴学，最有价值。其后毕业留校，就跟班夏承焘先生治词，从此走上词学计议的说念路。

欣然：咱们系客岁出书了三卷本的《浙江大学汉文系系史》丛书，我承担其中教师卷的编纂使命，哀痛近百年的汉文系系史，我嗅觉50年代的许多老辈学者尽管在那时的政事环境中颇有治学惟艰之慨，但他们带出来的一批弟子在80年代以后时时成为学术计议的中坚力量，这种学脉的传承纽带应该引起现代学术史计议的热爱。50年代不少高级学校中都有为老先生指定助教或助手的轨制，以协助这些著名考验的教导和科研使命，这关于学脉传承亦然成心的。

吴熊和：这种作念法从客不雅上来说，确乎起到了传承学术的作用，但又与旧时师弟相传的关系不十足一样。在那时那种政事环境下，老先生们关于学生和助教都相比客气，他们时时自发与新社会的要求还有差距，忠实地想为期间孝顺我方的力量，大致改良掉我方身上的知识分子习气，再加上那时屡屡发动的“教导改造认知”对他们的月旦和辩论，因此和旧时所谓“师说念庄严”就十足不同了。况且夏承焘先生本来就对“师说念庄严”毫无趣味趣味，他从歪邪着考验的架子，又善于讲见笑，令东说念主如沐春风，当年汉文系的新对子欢会上，保留节目就有夏先生讲见笑，咱们年青东说念主也乐于同他来往。

欣然：我在夏先生早年的日志中还看到他未必会自悔谐谑的话讲得太多。有的学者不立崖岸，容易接近，有的学者风骨峻洁，凛不可犯，这或许主如若个性使然。但即之也温、迩之则亲的考验，终究容易让学分娩生亲近感。

吴熊和：古东说念主从师学习，常说“从某某东说念主游”，这是师生之间的一种合理情状。师承是通过在东说念主格、学问、试吃等方面天然教养而造成的关系，而非特地传授。夏承焘先生休休有容，向他提意见从无扞格。他赠任铭善先生一联云：“南面教之，北面师之。”我总认为师生之谊，无过于此。我那时年青，也很斗胆，勇于给他提文章修改意见。夏先生于我有恩光渥泽，我刚来杭州时，夏先生就对东说念主讲过：“吴熊和我不是把他当学生看待，是把他当一又友的。”现实上我是个平常的学生。

欣然：夏承焘先生对您走上词学计议的说念路天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吴熊和：那时候夏先生50馀岁，虽然已被视作“老教师”，但从作念学问来说，还是元气心灵富裕的年事。他从30岁起所撰10种词东说念主年谱及词学雠校笔墨，此时肃穆结集为《唐宋词东说念主年谱》、《唐宋词论丛》二书出书，并制订了颇具鸿沟的词学计议筹划，拟在数年内着作各样词学论著一、二十种。那时候我在夏先生的领导下，先从打好基础作念起，将阅读古籍与尝试性的学术写稿联接起来，迟缓摸索词学计议之门径。

欣然：10余年前我在跟班您读硕士计议生时，您就让我参与编写过《唐宋词一百首》，虽然那只是部栽植性的小册子，但作念过与没作念过是不一样的，我方尝试着分析与解读，比单纯地阅读作品会清晰得更深更彻底。

吴熊和：这也等于夏承焘先生领导我的范例，“授渔”与“授鱼”的分袂或在于此。50年代后期启动，夏先生先后领导我撰写了《怎样读唐宋词》、《读词知识》、《放翁词纪年笺注》等。这些虽然只是是学词的初步，但由此养成动笔不苟的严谨学风，是从中取得的很大收益。这些入门之作在表面上、体系上距离有所成立的主见，差距甚巨，却已为日后开展词学计议作了知识上的准备。

欣然：您在多年的下乡、下厂与“文革”十年中，岂论在水乡山村，还是在作事毛病，老是手不辍卷，未始束书不不雅。我看您所藏《全宋词》及史部、集部的古籍，都丹黄烂然，蝇头小字，遍布行页之间。这种博不雅约取的努力使您在“文革”限定后，对历代词学计议中的不及和一些值得潜入探讨的问题，写出较有份量的系列论文。然而在现时学术界以后果为导向的民风中，想作念到动须相应是越来越难了。

吴熊和：这既有期间变化的要素，也有功利主义日甚的影响。《文心雕龙·神念念》篇认为文学创作需要历经“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的经由，此语亦可移以论治学。学术说念路是一条深邃的说念路，决不可能近在眉睫，一蹴而就。要想在学术上信得过有所成立，就弗成艳羡于世间荣利和鸡虫得失，一个学者的“早熟”，虽然令东说念主生羡，但“晚成”，也不必叹其滞碍。咫尺的年青学者弗成只想着作念五年、十年的学问，而要有作念五十年、百年学问的志向，每写一部专著、一篇论文，要想一想这是否不错在半个世纪之后还有东说念主读。一册书过了十年、几十年还有东说念主引证，有东说念主铭记，这才站得牢。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东说念主。”这话仍然莫得落后。整天想着靠后果去交流地位、名誉，如何能推动学术的卓绝？治学如斯，为东说念主也如斯。

欣然：您的《唐宋词通论》剿袭了传统词学成就，取精用弘，在表面、范例和具体考据上，都有所破损和翻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词学计议的总体框架，在同类文章中以博洽深通、承上启下而著称。施蛰存先生许为“出众”，王季念念先生誉为“平地风雷”，而徐中玉先生亦谓此书“二十年内无东说念主超越”。您我方对这部文章如何看待？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是我词学计议活命的肃穆启动，现实上我对这部书还有许多不悠然之处，有些地方讲得还不透，有些地方我的成见已有较大变化。如果咫尺重新来写，想必与当年就很不一样了。但我已无力从事这项使命，明天如有趣味趣味，你们不错重写一部《词学通论》。

二、词心渺小辨秋毫

欣然：夏承焘先生诗词兼擅，他的《天风阁论词绝句》以绝句姿首敷陈词学，在现代词学论著中是独树一帜的。您的《论词绝句百首》也剿袭了这一传统，既有文学颜色，又有很强的学术性。从您治学的资格和体会来看，词心之精微究在那边？

吴熊和：夏先生是诗词名家，进出唐宋，又学养醇深，论词谈艺，天然精诣独造。关于从事古典文学计议的学者来说，能作些诗词着实成心于计议。咫尺不少表面专著看似说得头头是说念，现实上时时隔着一层，难以抉发古东说念主苦衷和作品精微之处，永久在外围打转，难以无厚入有间、入木三分。文学创作需要材干，文学计议一样需要材干。清晰力、赏识力更是起原要具备的材干。比方都说典雅，但宋词的典雅与宋诗的典雅就不一样，姜夔《暗香》首云“旧时月色”，这四个字入词就很典雅，是不是？

欣然：您认为宋诗和宋词都强调典雅，但它们的指向是不同的。

吴熊和：艺术指向是不一样的。“千树压、西湖寒碧”，“西湖寒碧”放在诗中，就很别扭。“旧时月色”，在诗内部可能只是很普通的意境，置于词中，则产生特殊的好意思感。“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田地正派，体现出东说念主品正派，东说念主与梅花一样清。不懂词的东说念主体会不到这个。进而言之，读词与读诗有所不同，学者时时污染。咫尺年青东说念主将读词与读诗视归拢律，成功用读诗的范例去读词，这是不行的。只是是字斟句酌，商量念念想艺术特色，这不是读词的范例。古东说念主尝云“同能若何独胜”，这样方能独树一帜。词与诗有共性，这弗成辩论，但词有其独胜之处，更擅于抒发东说念主们深层的、潜藏的情愫，尤其是一些很玄机的心理愫受。秦不雅《浣溪沙》“沉稳飞花轻似梦，介意丝雨细如愁”，亦然两句七言，然而与诗境大为不同。读词要有感悟，要矜恤入微，要能寻找词中的情愫端倪。况周颐《蕙风词话》讲“词心”、“词境”，这两点教唆极遑急，不错指点民众寻找到读词的门径。

欣然：这种门径应由那边脱手呢？

吴熊和：脱手的门径起原是学会清晰与抚玩。赏识是一种艺术功力，如俞平伯先生之赏识才略就极为极端，能从别东说念主看不到的地方，找出许多有艺术价值的陈迹，真不可及。诗的赏识与词的赏识就有不同。词境之佳需要心领意会，这不是光看笔墨名义就能作念到的，要靠我方的感悟。读词更需千里潜、千里潜再千里潜。尤其是读婉约词，心灵要深千里一些，明锐度要高一些，感受力要强一些。听东说念主说词，虽然不错有启发。但佛家一直切忌“嚼饭喂东说念主”，这是最不消的，不仅养分、味说念均无，何况精义全失。

欣然：跟着燕乐的殒命和失传，词的创作不是也日趋诗化么？

吴熊和：这等于读唐宋词与读明清词的不同处。读唐宋词务须千里潜体会其音韵佳处。夏承焘先生讲词，很少顺心论，他给咱们上课，如李清照《声声慢》，他用温州声调，声情并茂，吟哦一遍，问咱们懂了么？有东说念主说不懂，他遂再吟哦一遍，问懂了么？三遍下来，民众都说懂了。这里天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强不知以为知，另一种则是把我方的情愫和体会都读进去了，受到其声调的感叹了，不是说十足的清晰。词自己等于以情愫东说念主的，而不是以理服东说念主的，你感受到词中情愫了，你就参悟了。感受不到，即使典故、字句都懂了，其实还是醉中逐月。这看似玄妙，但其实有理。夏先生爱援用清东说念主吴乔《围炉诗话》中“酒饭”之喻，谓知识、表面是“饭”，是让东说念主“饱”的，诗词是“酒”，是让东说念主“醉”的。读词与传授知识不同，心灵受到教养了，受到感动了，“醉”了，你就剿袭了。词要多读，要不厌反复地读，我写《唐宋词通论》时，《全宋词》至少读了五遍，写了许多条记，其中有不少是清晰、评价方面的，然而最多的还是感悟上的。

欣然：这样看来，词心之玄机端在感悟。学者治词，亦当由感悟入、由感悟出。

吴熊和：有的表面是从创作履行得来的，有躬行体会，天然亲切。有的表面也不外虚张巨帜、勇士欺东说念主汉典，弗成太肃穆。即以清词为例。清代词学计议民风绽放，后继者连气儿握住。举例常州词派，更具有表面鸿沟。张惠言《词选》开宗明义，周济、陈廷焯、谭献诸东说念主为之张本，造成一整套体系。但我以为，研治词学虽然要热爱这些表面体系，不外表面和创作并不是归拢趟事。如常派表面有卫说念颜色，张惠言的表面着实高深，但落实到他的创作，与表面就不十足吻合。又如晚清端木埰、况周颐诸东说念主讲“重”、“拙”、“大”，更有表面魄力和架子，但究竟什么是“重”、“拙”、“大”，唐宋词中哪些作者、哪些作品称得上“重”、“拙”、“大”，谁也讲不了了。看了况蕙风的证明，仍令东说念主摸头不着。词史上这类争论尽头多，王国维与沈曾植即互有争论，各有所主，而复各取一端。关于这些争论学者应尊重历史，具悯恻之了解，但不必服从，要打理精神，自作把握。

三、擎龙缚虎开新境

欣然：夏承焘先生以史学传总揽词，奠定了现代词学计议的基础，这方面夏先生的治学旅途想必对您有遑急影响。

吴熊和：章学诚《文史通义》论两浙学术时，谓：“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众人。”现实上博雅与专精，并不矛盾，夏先生的学术说念路等于一个很好的例子。清代朱彝尊倡导的浙西词学珍贵博雅，而浙东史学则是清代学术中的遑急一支。夏先生是温州东说念主，历久合手教于杭州，他的史学基础极好，遂以浙东宗派长于史学的传统，灌注于词学，重辟广途，这就使近现代的词学为之一变，将浙西的博雅与浙东的专精竣工联接。

欣然：这是夏先生在词学建构上所作的遑急孝顺，您在题夏先生诗卷的绝句中说他“独开史局谱花间”，亦然此意。

吴熊和：不光是他所作的词东说念主年谱，其指摘宋词的些许论文亦然从这个角度动身的。夏先生常以章学诚的名言“学不可无宗主，但不可有门户”教导咱们，我一世铭刻此训，力戒门户之论。学术是六合之公器，是开放的。

欣然：自晚清以来的词学，于今已逾百年，您对这百年词学所创始的计议新境，有何总体判断？

吴熊和：词学本是诗学的一支，近百年来，经过数辈学者的努力，它已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之学，从这个真理上来说，词学是充实和有人命力的。如夏承焘先生的词学考评与词史梳理、唐圭璋先生的词学文件整理、任半塘先生的敦煌词曲计议，以及些许遑急词籍的专门计议与笺注后果，这些都大有功于词学，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以为这百年词学的总体成就卓绝了清代，你以为如何？

欣然：上世纪前半段词学欣忭，在词史计议、词乐计议、词东说念主生平史实计议以及词籍的校勘总结整理等方面均有很大的鼓励。然而我嗅觉咱们咫尺作念的使命还莫得卓绝他们所规则的范围和疆界。

吴熊和：是的。畴前说清代是词学欣忭的技术，现实上20世纪的词学卓绝了清东说念主。“五四”新文学认知、东西方不雅念的交融、新的文学理念的成立等，都对词学的发展有推看成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词学在科学化、体系化方面有新进展，在计议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拓宽，如清词计议、金元词计议迟缓与唐宋词计议并辔而行，这些都值得确定。然而还应该有所改变，还需要更为高大的新不雅念的输入、计议视阈的发现大致计议范例的翻新，这个有待于其后者。我一直认为文学计议是应该有所变化的，但不应该有“突变”。词细腻音乐、声律、韵感、词采，是一种尤其具有民族特殊性的骈文，有其他文学神志不具备的特色，是个复杂的详尽体。它和中国的历史、书道、绘图一样，是文化多元化的体现。

欣然：在范例论上，90年代以来，以文化学的视角计议词学成为热点显学，您在《唐宋词通论》的《重印跋文》中提议词是一种“文学-文化征象”，对这一计议范例产生了遑急的启示作用。

吴熊和：文化学的视角，关于坚毅词体的本质是有价值的。从唐宋词的功能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来看，它着实不单是是文学征象，以至领先主要不是文学征象，而是与那时士医生的日常生活、文娱活动等文化层面的征象密切相关的，因此文化学视角提供了一把钥匙，让咱们不错超越畴前就词论词、就文学谈文学的局限，插足到更无边的计议视阈中。但需要精好意思的是，文化学视角也只是一种范例论汉典，它无法代替计议者关于词自己的感悟力和清晰力，也不可能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范例。

欣然：从近10馀年来的词学计议走向来看，学界相比热衷于文化学计议，但似乎又有走向另一顶点的趋势。

吴熊和：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盛行对这一计议范例有推看成用。经过了些许年之后，咫尺回头来看，已到了一个新的移动点，我容或你在《文学指摘》上发表的《现代词学文化学计议之哀痛与反念念》一文中提议的“文学记忆”。文化学范例的旨归应当还是文学问题，这弗成诡秘，弗成一讲到文学骨子，即飘渺莫辨。

四、拓地闳深待晚涛

欣然：关于新世纪词学计议而言，您认为有哪些方面是可能的破损点或新开拓的场地？

吴熊和：这是你们应该念念考的问题。咫尺整个这个词古代文学计议的大表象弗成说好，新一代学者有的基础不够，对词这种具有特殊的音乐好意思与韵律好意思的体裁在体认上还有一些距离。就我个东说念主的学术趣味趣味而言，我以为有回归自然的需要。咫尺的计议，浮在面上的太多，空言的东西太多，扎塌实实千里下去作念的相比少。有些词学中的难点问题和基础性的使命，永久没东说念主碰，其实可作念的许多，非论唐五代还是两宋。夏承焘先生、唐圭璋先生所作的，多半的都是基础性的使命，信得过的民众都是从基础性使命作念起的，不然时时是畅谈一通。

欣然：唐宋词纪年实时地考据，是否即属于这类遑急的基础性使命？

吴熊和：是的，前些年我和你们几位联结撰写《唐宋词汇评》时，已有此筹划，但因躯壳缘故遗弃下来。其中有些后果在《唐宋词汇评》中也有反馈。现实上唐宋词中的多半作品都能考出其作年、地点和东说念主物，对其进行完整的汇考，是有条目的，更有功于词林。这种基础性的使命，需要有一批塌实的东说念主来作念，不图虚名，这是造福后东说念主的。

欣然：您最近在念念考哪些问题？

吴熊和：我最近较多沟通词的地域文化史问题。事物的存在无非是两个姿首，一个是时候，一个是空间。就文学来说，在时候上，绵延千年的是文学史；空间上，伸开的是地域文化。中国文学中有几种体裁，地域文化的特色尤其澄澈，比如楚辞等于从楚地产生并推广开来的。词也具有某种地域文化特色。关中本来是唐代文化的中心，可唐宋时词并非欣忭于关中。如把历代词东说念主统计一下，会发现盛于南边而少于朔方的情况。假如划得更细少量，不错划出几个某种体裁极端清晰的地区、聚合产生出一批作者的地区，如常州词派基本上是地域性的，传承有绪，名家辈出，代不乏东说念主。每个期间都有不同的文学中心，因为它有造成、养育这种文学的东说念主文条目。但中国这样的文学中心是未几的，并非随地都是。有些地方开采得早少量，然而其后闲静无闻，有些地方开采迟少量，起原未免空缺。这些都有历史原因的。有的和政事环境的大变化相关，如北宋沦陷以后，多半外侨南渡，文化中心、文化世族与文化精英南移，洛阳、长安这些正本的文化中心都一时荒原。除了沟通词东说念主占籍，还应试虑词东说念主创作活动的现实发生地。

欣然：您认为新世纪词学的开拓，在计议不雅念方面有哪些新的维度？

吴熊和：有学者提议词是“南边文学”、“女性文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词的发展来看，词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现实上词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家具。从词调上来说，唐宋流行的数百个词调当中，有多半的外来词调，来自西域的词调如《苏幕遮》，来自吐蕃的词调如《赞浦子》，来自印度的词调如《望月婆罗门》，《菩萨蛮》据杨宪益考据来自古缅甸等等。从词东说念主来说，各民族都有词东说念主。如波斯东说念主后裔李珣，阿拉伯东说念主后裔蒲寿宬，契丹族词东说念主如萧不雅音、耶律履、耶律楚材、耶律铸等，女真族词东说念主如完颜亮、完颜璹等，畏兀族词东说念主如薛昂夫、贯云石等，回回族词东说念主如萨都剌等，你的《金元词通论》中已有考论。现实上清代更是蔚为大不雅，纳兰性德、顾太清等满族词东说念主足称词坛民众，清代的满族词东说念主十足不错编一部《满族词集》。

欣然：这样看来，词学计议弗成画地为牢，自我设限。

吴熊和：是的，不仅如斯，还要沟通到词的“国外化”，沟通到汉字文化圈中词的放射性与影响力。夏承焘先生编过《域外词选》，其中如高丽李皆贤已入《全金元词》中。丝绸之路上的西域音乐通过中国一传入高丽，二传入日本，同期也将词传畴前了。中唐时张志和作《渔歌子》，不到20年，日本即有和作。宋徽宗时赐大晟乐与高丽，《高丽史·乐志》中，称宋乐为唐乐，其中就有柳永等东说念主的70余首词。柳永现实上是中国第一位“国外化”的词东说念主，他的词在那时传入西夏、高丽等国。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著有《日本填词史话》，词在日本亦有浑厚的传统。萧瑞峰考验著有《日本汉诗发展史》，其实日本的汉词也值得写一部专门的历史，可与汉诗井水不犯河水。高丽王朝的词已有东说念主编撰成集，其中澄澈不错看到柳永、苏轼、秦不雅在海东的影响，朝鲜王朝的词或许亦是洋洋可不雅。饶宗颐先生的文集《文辙》中有一篇谈“东南亚的词”，包括缅甸、越南、泰国等，读后令东说念主相等诧异于东南亚词作的水平之高、数目之多，有些越南词东说念主所作与汉族词东说念主基本无分互相。不错说，凡有汉字之处，就有词，词亦然汉字文化圈中的一朵仙葩，有其国外性。如有可能，应当按国别、历史递次编一部域外词的总集，不错使词学计议者径情直遂，发现一个新的寰宇，从而开辟新的计议鸿沟。只见谅中国词，只见谅宋词，视线就弗成开拓。如对域外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东说念主大体以李白、白居易、苏轼为首，而词东说念主咫尺看来第一是柳永，其次是苏轼和秦不雅等。南宋技术的词东说念主在域外影响甚小，这与南宋的国势、河山相关，姜夔、吴文英词在域外就绝无影响。足证这种新视线的开拓关于计议中国词史一样也具有遑急的参照价值。咫尺的年青学者必须要有弘通的视线和国外性的目光，材干使咱们的计议具备与寰宇学术对话的可能。

欣然：谢谢您的见示，您谈的这些问题，我想关于现代词学的进一步开拓与潜入有遑急的学术真理。但愿您珍贵躯壳，握住有新的学术念念考，以便经常向您请益。

文/ 欣然成人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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